去年11月，深圳市交警局龙岗大队民警在“为民路”执勤时，发现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违法停车，拍照并开具了违法停车告知单，对违停行为处500元罚款。但之后，车主贾先生先是申请了行政复议，复议维持处罚决定后又将交警龙华大队连同市交警局告上法庭，缘由则系贾先生称其当时因胸闷等身体不适临时靠边停车，人在驾驶位休息未离开车辆。目前，该案未当庭宣判。（5月18日 南方网）
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，由于车主的“较真儿”而走上法庭，并因此具有了普法意义——交警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对违停车辆贴罚单？
有舆论认为，应当推动急病违停免于处罚，因为车主违停的危害远小于“危险驾驶”。这显然并非是问题的核心，且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——如何证明当时车主身体不适？身体不适就是违法免罚的理由？
此案的核心，其实是车主是否在车内。庭审的焦点也在于此，车主称自己因身体不适靠边停车，人在车内；而交警部门称，当时驾驶位无人，所以贴了罚单。那么是否有证据呢？都没有，交警部门承认，执勤民警也没有用执法记录仪进行记录。显然，作为被告一方的交警部门，被动了。
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3条的规定，交警贴罚单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：一是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，即违法停车；二是驾驶人不在现场或拒绝驶离。通常，交警在贴罚单时会给车辆牌照，以证明其违法停车的事实，但其实这只是证明了一个违法要件，如果没有影像资料证明驾驶人不在或拒绝驶离，那么处罚就是有问题的。对于手握执法权的交警而言，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完全适用，这意味着，一旦遇上较真儿到底的车主，那些平日漏洞百出的执法习惯就会成为对方的“把柄”，胜诉的希望十分渺茫。
带个执法记录仪很难吗？真正的问题是懒惰与傲慢。懒惰自不必说，但只要败诉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很快就会改变；傲慢则是更重要的原因——我是执法者，会故意冤枉你吗？更不用说执法记录仪还有个弊端——可能留存对自己不利的证据。因此，每每出现不利于警方的质疑时，要么说没带记录仪，要么就是记录仪以各种奇葩理由坏掉了，总之就是“我没错，但没视频”。
事实上，执法记录仪是化解争议的利器，也是自身执法正当性的有力证据。现实也证明，在有些警民纠纷发生后，正是由于各种视频证据的出现，才让警察的正当执法在舆论中化被动于主动。既然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记录仪就没理由不成为执法者的标配，相反，应记录而未记录执法依据的处罚都是可疑的，别忘了任何处罚都应具备两个前提：一是处罚依据，二是违法事实——可证明的违法事实。
文/宋鹏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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